【妖言156】【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勞動文化終究是文化襲產，也是長照基金（轉載自《國藝會線上誌》）
藝創工會深入叢林游擊戰鬥的意念不只是對不合時宜的勞權觀念一一進行改革，同時，站在藝術產業的發展遠景來看，無疑是「為未來投保」的行動……
「我們」與公共資源的距離
「過去幾年，臺北市藝創工會曾經幾度獲得國藝會『視覺藝術組織營運補助』，但是，你們今年（2024）沒有申請。我們好奇，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個變化？」「主要是因為工會的會費收入逐漸能夠負擔營運成本，所以工會今年沒有申請營運補助。從根本上來說，我們本來就意識到，假設工會申請到一筆補助，不論金額多寡，都會影響到其他申請者獲得補助的機率、金額，而他們很可能是工會的會員。我們的原則是讓工會盡可能避免跟會員有公共資源上的競爭關係。」1
夏日，我與《國藝會線上誌》一同拜訪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以下簡稱「藝創工會」），在簡單開場、敘明本次專輯方向之後，我們向藝創工會理事長張文駿提出上述這個問題。理事長的回答雖然明快、有理，但是不知道怎麼地，聽完讓我很想脫口而出，對工會說一聲「感謝」。打趣的是，下一秒我心想：我出於什麼心態，又以什麼角色，向代表工會的他致謝呢？
我認識張吉米（也就是理事長張文駿），是從十幾年前在網路上讀到他寫的劇評開始。「每週看戲俱樂部—張吉米」，相信有不少我這個世代的人是這樣認識他。2後來幾年，我才認識到吉米是90年代中旬就投入小劇場創作的演員、導演，我也更常在網路上看見吉米以自己名義，或是代表工會，為藝術工作者的勞動權益發聲。3正是因為這層認識，以致即便談話當日，我與吉米雖然坐在工會辦公室裡，位處桌子對側，我很快感覺到我們之間可能沒有明顯差異：我們都是在藝文界付出勞動，而且時刻受到勞動權利與義務約束的利害關係人。或許，是因為身分上的共性，使得吉米這番回答即便十分到位、銳利地切入這場對談的重點——關於「藝創工會如何營運，以及藝創工會與生產者（藝術家）、接收者（觀眾與所處的地方社會）的關係」——我仍對「不申請營運補助」這個決定感到其中有一種折射再折射的思辨空間。那股思辨的動力場所投向的，並非此刻的現實問題，而是如何為可見的未來、為不特定人存下保險基金的方向感。
吉米所表態的，既是工會如何判定「申請公共資源」的臨界點，根本而言，也是揭示工會在「代表勞工」此倫理性上，面對公共資源，其為自身設下可為／不可為的邊界。說得普世一些，工會今年的「不申請」正是來自我們經常捫心自問，但又極難鐵了心、適時轉身的「世代交替」（面對有限資源，哪個年齡段要進、要退）與「退場機制」（哪些要主動爭取，哪些不要）這般自省式思考。這不只是如工會此非營利藝文法人必須處理的課題，而是每一個有權益申請公共資源的我們都應該要掛心，一份基於對生態多樣性、世代發展前景的核心關懷。
我不禁想到今年工會「性別平等與勞動情況調查問卷」4的內容，其中有一題問得讓人措手不及：「請問您打算在幾歲退休？」真是大哉問。這涉及到少則一、二十年，多則三、四十年的個人職涯規劃。對於作為台灣藝術勞動者的我們，這完全是在提問我們與公共資源的距離要拉多近、多久，還有，如何轉換其能量、分散其權力，並於什麼時候、如何「退場」。在中小型藝文空間銳減、大劇院與大美術館時代的今日，創作紛紛地轉向「製作導向」，啟動一項創作計畫的固定成本飆升，不太可能在沒有「公共資源」挹注的前提下發動創作。可以這麼說，藝術勞動者戒斷「爭取公共資源」與否，不僅取決於其財務配置能力，更多的是如何在公共資源已然進入創作結構之際，在創作上堅守「獨立」意識的能力。
回頭來說，我好奇，自2011年成立的藝創工會，13年來在什麼樣的軌跡中凝聚這樣的方向感？這段軌跡又映射了台灣藝術圈的什麼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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