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從前有個90年代：同志運動，如何啟動

📸時間

2019.12.14（六）14:30-16:30

📸地點

臺北藝術大學教學大樓204教室

📸講師

蔡雨辰

📸主持暨與談人

王聖閎

📸介紹
2017年5月24日，大法官提出釋憲，認為《民法》第四編親屬第二章婚姻違反了《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並要求相關機關於兩年內完成修法。今年，「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三讀通過，這是台灣同志運動三十年來的重大里程碑。台灣的同志運動啟動於90年代，在初解嚴的台灣社會，不能曝光的同性戀們是如何集結，為自己的認同洗刷汙名、爭取權益呢？

文｜徐瑋佑藝文工作者

今年5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748號解釋施行法，保障相同性別二人可辦理結婚登記，臺灣的同志運動可說是邁入了新章。本次講座的主持暨與談人王聖閎便觀察到，年輕人會注意到近年在婚姻平權議題上大加著墨的公眾人物，但並未真正有機會深入探究當議題還未被大量關注時，社會運動該如何起始。

　　他也提出另一個問題：一個社會運動可能耗時十年以上，才會逐漸匯聚成形，但如同人會疲乏，抗爭也會來到低檔。如何在運動的低點，持續有所進展，甚至轉化以其他形式延續下去——換言之，除了上街頭，在回到日常之後，還能為運動做些什麼，甚至是以創作回應——是值得北藝大學生深思的。

　　講者蔡雨辰在本次的講座中，帶著聽眾回到同志運動發軔之際，在90年代看似沉浸在解嚴後的百花盛開，實則曖昧難辨的時空中找尋同志的輪廓，並分享她個人是如何開啟這趟研究之旅。

重返1995年之前的時空：從婦女運動開始

　　蔡雨辰首先要大家想像穿越時空，回到電腦仍不普及、也沒有智慧型手機的臺灣，「如果你發現自己對同性別的人產生愛慕的情感，你會做什麼？」透過當時的剪報，「同志」一詞還未登陸臺灣，大眾媒體普遍使用「玻璃圈」、「同性戀人」等詞彙，甚至在專欄中要求家長注意孩子的同性戀傾向，須早期治療。可以想見同志在當時社會的形象是受辱的、被污名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同志運動究竟該如何開始？蔡雨辰認為，相較於工運、環運，同志運動顯然更容易遭受到人身攻擊，因此要立刻匯聚成一股影響社會的能量是很困難的。在1987解嚴前，婦女運動是性別議題的主要推手。蔡雨辰說明，當時李元貞、顧燕翎等一群女性知識份子自國外留學返台後，發現民法對女性的種種不公平，於是一同成立「婦女新知雜誌社」，即是解嚴後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前身。當社會隨著時間逐步開放，婦女新知在吸納新成員進入組織的同時，不只是他們原先關注的民法、兩性工作平等法相關的修法議題，女性情慾也逐漸成為雜誌上經常出現的主題之一。

　　「組織就像是一把保護傘，讓成員可以在雜誌上討論女同志議題」，蔡雨辰認為，由於時代和年紀的不同，關注的議題也自然不同：早一代婦女運動工作者主力放在修法，透過法律的白紙黑字來保障女性權益；而年輕一輩的通常未婚，她們考慮的是如何去除汙名、什麼公共空間屬於女同志。「女同志的議題難道不是婦運議題嗎？」兩派人馬在雜誌上大打筆戰，演變成婦女新知的路線之爭。也藉由這個契機，女同志議題凝聚了更大的力量，更多的人投身於促進同志權益。

找尋鱷魚的同伴：以《女朋友》雙月刊為例

　　以《女朋友》雙月刊為例，蔡雨辰接著帶著大家從文獻中，觀察90年代的女同志生活，也包含對後來的女同志文化帶來什麼影響。成立於1990年2月的「我們之間」，是臺灣首個女同志團體，被視為臺灣同志運動的發軔，加入的會員包含各階層和各年齡層，其中主要成員之一也來自婦女新知。在1994年起開始發行《女朋友》雜誌，至2003年停刊為止，共發行35期。

　　當時的雙月刊發行量並不高，主要在台北溫羅汀一帶的書店銷售，蔡雨辰指出《女朋友》輕薄短小，利於購買者隨時隱藏。講座中，也有資深的同志熱線前輩分享他過去使用郵政信箱、讀完就立刻銷毀雜誌的記憶。可見當時同志所背負的社會壓力之大。

　　不過令人驚訝的是，「我們之間」並沒有立案、沒有固定的金主、亦沒有明確的組織結構，所有義工都不支薪，撰稿與採訪也幾乎都是使用筆名，雜誌發行卻能維持長達十年。當時，大家會利用正職下班後，聚集到某位同事家中一起做刊物，建立起組織的認同感，後續加入的成員也很遵守前人建立的工作原則，以維持組織的營運。由此可知，《女朋友》是一本「充滿手工感，而且和讀者互動性很高」的雜誌。

　　蔡雨辰舉出刊物內幾個受歡迎的專欄，如：「雙人枕頭」採訪交往3年以上的同志情侶，讀者QA單元「Dyke box」，抒發生活中的問題（例如T要去哪剪頭髮），以及採訪隱身在各行各業同志身影的「同志職場」；在訊息不易流通的90年代來說，《女朋友》不只是求生指南，也是找到其他同志伙伴的重要管道，讀者透過雜誌發現自己原來並不孤單。尤其，最末的筆友交流「放電小站」更是廣受讀者歡迎，「據說很多人為了『放電小站』才買這本雜誌」。讀者在專欄上找尋有興趣的交友對象，將信件寄至「我們之間」的郵政信箱，再由雜誌編纂同仁轉寄給原文作者。如此一來一往，在現代看來比飛鴿傳書還不便交友方式，在當時卻是能獲得安全感交到圈內朋友的好方法。

　　不可諱言，同志運動的週期與個人生涯規劃、情感關係有高度相關。蔡雨辰指出，當時的志工多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一旦親密關係受到傷害，或是職場、家庭帶來壓力，都會影響到參與雜誌工作的意願；再加上90年代後期，雜誌的通訊功能逐漸被網路取代，終於在2003年宣告停刊。不過，《女朋友》其草根的特質、強烈的在地生活連結，所建立起來的女同志認同與革命情感，都後續的同志運動奠基。

「遲到」，是歷史意識的起點

　　「那麼將近三十年後，我是怎麼開始這些研究的呢？」蔡雨辰的問題不只是向在場分享她的研究成果，也是回顧與爬梳自身的研究歷程。

　　蔡雨辰在2014年時主編《踏青：蜿蜒的女同創作足跡》，訪談了數位臺灣劇場界中作品性別意識鮮明的女性創作者，亦蒐羅各藝術領域中的女同志作品。由此，開啟了蔡雨辰對90年代的好奇，並在推廣這本書的過程中，讓她意識到記錄這些作品是有意義的。

　　90年代距今約30年，還不足以被稱之為歷史，「離我們太近，又有很多爭議。但回顧同志運動，雜誌、廣播、酒吧等等都消失了，又該如何記憶？」確實，在90年代間偶爾冒出的火花，現在看來不完全是社運，當時的參與者也不見得認為自己是運動的一分子；然而，運動之所以有現在的里程碑，甚至，臺灣為什麼可以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志婚姻合法的國家，不是只有領頭羊在往前衝，還有許

多人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以其他方式成就運動，這都標誌出90年代承先啟後的地位。

　　除了編輯與推廣同志相關議題之餘，蔡雨辰也開啟了個人的田調寫作計畫《無名族群的小史：重返《愛報》、《女朋友》與《騷動》》。她認為書寫是一座連結過去歷史的溝通橋樑，尤其，去年蔡雨辰和團隊到高中進行「同志文學閱讀體驗」活動時，才發覺新世代的世界觀已經有所不同。但她也認為以文學作為媒介，回到書寫當下的時空，不失為是開啟歷史意識的方法。在講座中，蔡雨辰也分享她進行田調的甘苦歷程，由於受訪者多已回歸生活，不在運動現場，履次被受訪者拒絕，只能以加倍的誠意打動受訪者，更讓她意識到90年代其特殊的時代氛圍，以及「我們之間」所凝聚的情感是很獨特的。蔡雨辰戰戰兢兢地面對田調，也感受到她謹守採訪倫理、誠懇同理受訪者的那份溫柔。而如何讓這個題目走出同溫層，邁向公共化，也將會是整個計畫的重點之一。

　　最後，主持人王聖閎總結整場講座，他認為不需要為自己離開運動現場、回到日常生活感到羞恥，易言之，運動精神是可以在生活中以其他形式被實踐的。另外，他也提到雖然這個世代有「可見即可辨析」的傾向，也就是說，不可見者就不存在；然而當人面對過去的運動、事件，甚至是作品之際，折射出「原來我遲到了」的想法並不是不好，「反而有可能是促使歷史意識的起點」，個體即跟某個年代產生了連結。不管是運動、還是創作，能讓下一個世代產生「遲到」的想法，如同蔡雨辰進行中的計畫，都將會成為時代精神的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