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藝大影像評論書寫論壇系列講座I｜關於攝影評論，我們在評論什麼？

當代評論的反思──攝影評論的社會性與必要性

文｜楊凱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碩士班研究生

        很高興這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人文藝術寫作中心，又再度回到了Lightbox攝影圖書室舉辦攝影相關的講座。這次邀請到了台灣知名攝影評論與學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兼院長──郭力昕教授，以及台灣詩人、導演、藝術家──鴻鴻老師，來與我們北藝大的同學和其他講座參與者，聊聊甚麼是攝影評論？攝影評論到底在評論甚麼？

        兩位講者分別從創作者、評論者，不同的角度；亦從攝影圈、劇場電影圈，不同的領域切入，重新思考攝影評論於台灣的當代意義。甚麼是台灣攝影評論所擁有的？甚麼是台灣所缺乏與尚待改進的？從兩位的個人觀察出發，談到法國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以及美國文學理論家薩伊德（Edward Wadie Said）等，前人對於評論的觀點與反思，試圖梳理台灣攝影評論可能尚不足之處。希望能透過這次的講座，與參與者們一同思考，如何在撰寫評論時，意識到這些問題，並改善之。

評論者應當意識到評論的社會結構性問題

        正如郭力昕老師引用薩伊德在《知識份子論》（註1）中所提出的警醒，當所謂的「知識份子」對於知識過度追求「專業至上論」，反而陷入某種侷限，而唯有回到作為一個「業餘者」、「文化人」，對於自然、人文、社會的關懷，才能不陷入專業狹隘視野的泥沼。而，評論亦是如此。學術知識與專業詞彙固然是評論建構論述的重要依據，但奠基於「常識」的評論，也不失為一種可能性。

        郭力昕與鴻鴻老師都同意，並且特別強調一點：「『炫學式』（刻意炫耀某種專業知識）的評論，其實拒絕了與觀者（觀看評論者，包含藝術家、觀眾與大眾）的溝通」。「評論是要寫給人看的」這句固然是講到爛、講到俗的一句話，但作為評論者，仍要時刻提醒自己，意識到評論與藝術家的關係、與觀者的關係、與人的關係。

        然而，有沒有一種「制式」的評論方式，可供大家參照呢？想當然爾，答案是否定的。但這不表示我們就「不能評論」了。郭力昕老師舉出，羅蘭‧巴特曾說到「攝影是一件非常個人情感經驗的，不是語言、沒有結構」，如此攝影又怎能被評論呢？當然，羅蘭‧巴特作為一位符號學者，影響結構主義無數的理論大家，將整個社會，以符號、結構化去思考，卻對於當時的攝影，給予這樣的特殊性，固然有其時代與社會脈絡的因素。但社會演變至今，攝影與人們的關係，早已被深刻的內化在我們的社會結構當中。

攝影技術的革新：創作與評論的典範轉移

        郭力昕與鴻鴻老師都提到，手機的普及化、攝影技術的便利化，都影響了人們看待攝影的關係。攝影作品也從原本可能「只是」個人情感經驗的載體，逐漸也演變成含有各種社會、文化、經濟因素的產物。正如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於《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註2）所論述的，攝影技術的發明，徹底的改變了人與藝術的關係。

郭力昕老師提到，走到現代，人們開始區分所謂的：生活性的紀實攝影與藝術性的藝術作品攝影。於是不得不回到另外一個問題來問，究竟在當代藝術，還有沒有一種所謂的「正典」、「典範」存在？若是典範已然消失，作為評論者，又該立基在甚麼樣的基準點上去「批評」作品呢？

鴻鴻老師便認為，於他而言，評論者就是一種「比較用功、比較細心」的觀眾罷了。既然只是觀眾「之一」，那看的就是每個人如何論述化、脈絡化自己的觀點。理論當然是常用於論述的工具之一，個人直觀的感受與情感也是，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自身的觀點」。就像郭力昕老師亦認為，所謂的「評論」，就要有「立場」，鴻鴻老師也提到，唯有明確的立場與觀點，與觀眾、與藝術家的交流才有可能。

因此，兩位老師都笑稱，不論是攝影圈、劇場圈，又或者放更大一點的藝術圈，因為圈子小、彼此容易遇到，大家都比較傾向於「敦厚」的去談，犀利的評論就少了。但若評論總是要「顧忌」一堆的話，不如不要寫！這樣說來，台灣的藝術評論，確實仍舊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創作、讀者與評論在關係上真的必然對立嗎？

可是所謂的「有立場與觀點」，難道指的是評論家有資格對藝術家「頤指氣使」嗎？其實不然。郭力昕老師指出，部分評論者總「好為人師」，好似評論者就要站在一個高位，指謫創作者。然而評論與創作者其實是一種共生關係：沒有創作，就不會有評論；沒有評論，創作也容易失去活力。評論與創作者應是放在同一位階上看待，而非誰高誰低。

這樣評論與創作「平等」的現代關係，同樣也反映在攝影當中的「攝影者」與「被拍攝者」。傳統攝影，權力主要是掌握在攝影者身上，被拍攝者往往只能「被動的」接受拍攝，就像以往的「新聞攝影」，非常強調「不可擺拍」，比較是一種「窺視」。然而郭力昕老師提到，「新紀實攝影」則比較是「計畫」的概念，與被拍攝者通常需要協商、溝通，改變原本在攝影中，權力不對等的情況。

這樣的情況，其實也可用來反思評論與創作的關係。郭力昕與鴻鴻老師在整場講座都不斷的強調──評論是要能引起溝通與對話的。正如鴻鴻老師所言：「如果一個評論很封閉，那就沒有對話的可能。」又或者郭力昕老師所說的：「評論是要展開對話，而不是顯擺品味。」當評論者兀自的站在高位，甚至與創作、與觀者（不論是看作品的觀眾，還是看評論的觀眾）站在對立面，對話便難以展開，這樣作為觀者，又要怎麼去閱讀評論呢？

「評論是在幫讀者提出一種可閱讀性。」郭力昕老師如是說。

攝影評論的文化意識與社會責任

於是回到身為一個評論者，郭力昕與鴻鴻老師似乎都認為有一種「社會文化責任」在。然而分別作為評論者與創作者的兩人，在對於評論的觀點，有沒有甚麼不同呢？

鴻鴻老師便提出疑問：「是不是評論比較擅長去討論知性的、理性的、結構的問題，但比較不擅長去討論情感？」。然而鴻鴻也提到，他作為創作者，又或者作為觀眾的兩難。一方面他同意某些評論提出的批評，一些作品浪漫化、美化了攝影對象的社會問題與結構問題，然而另一方面，他也無法否認，當下看作品的那種「美」的直觀感受。作為讀者，又該怎麼去面對這樣的處境呢？

        而郭力昕則回應到：「其實我作為一個評論者，常常也會反省自己是不是矯枉過正？」他也誠實說，自己也同樣會被某些「美」所折服，儘管他作為理論者與評論者，同樣也可以看到其背後的結構問題。但另一方面，他認為「一篇評論不需要取悅每個人」，以他自身的標準而言，他會思考的是：「我批評的東西，是不是需要被挑戰的？」

        這樣看來，還是回到作為一個評論者需要意識到，評論本身就有其文化意識與社會責任在。評論所做的，便是將作品視為一個脈絡來看，同樣的，評論也應被放在一個脈絡中、社會的脈絡中看。還是那句老話，意識到評論與人的關係、與社會的關係。

在評論者之前，「我們」先是一個「文化人」

        於是當回到講座最開始的問題──關於攝影評論，「我們」在評論甚麼？郭力昕老師說到：「雖然說是『我們』，但『我們』不表示都要是同一種，相反的，可能會有很多種不同可能。」正如前面所言，並沒有什麼「制式」的評論方法，也沒有甚麼藝術的「正典」、「典範」。

        所謂的評論，便是脈絡化、結構化的思考藝術作品，而同樣的，也必須脈絡化、結構化的思考評論。時刻意識到評論與創作的關係，應該是平等的，而非對立的；意識到評論與觀者的關係，評論應該提供讀者可閱讀性，而非拒絕溝通、「炫學式」的顯擺品味；意識到評論與社會的關係，不僅是評論與作品、與讀者的脈絡，而是評論與社會的脈絡。

        這樣「我們」的評論，便不再只是侷限在一種可能性當中，而是作為一個薩伊德口中的「業餘者」、「文化人」，對藝術作品、對社會、對人，提出評論、提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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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Edward W. Said. 1994.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the 1993 Reith lectures. London: Pantheon Books.

2. Walter Benjamin。1998。《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臺灣：台灣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