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我」的書寫？－以國際議題為例

主講：轉角國際專欄作家　阿潑

主持人：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所 教授 王盈勛

與談人：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所 助理教授 張娟芬

時間：11/17（六）14:00-17:00

地點：臺北藝術大學教學大樓204教室

講座介紹：

絕大多數的書寫，都是以「我」為起點，根據個人經驗、立場、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出發──因為「我」的經驗如何，所以我認為如何，於是「我」、「筆者」的身影清晰；還有一種是盡可能捨棄或隱藏「我」的書寫，學術研究或新聞報導多半是這種。但這當中的界線區別很重要嗎？兩種書寫方式又會帶出什麼不同效果呢？這次分享會以「與我無關」的國際議題為例子來談書寫。

講者簡介：

阿潑

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曾擔任記者、NGO工作者以及研究員，資歷多樣。曾獲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類獎、開卷好書獎等。

著有《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夢想》、《咆哮誌》等。在轉角國際、鳴人堂等媒體平台持續筆耕。

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寫作中心與文學跨域創作所聯合舉辦的「無『我』的書寫？－以國際議題為例」講座，於2018年11月17日下午邀請到轉角國際專欄作家阿潑蒞臨北藝大談自身對於非虛構寫作的想法以及田野的經驗。

「我」與「無我」

　　主持人王盈勛（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所教授）以「客觀性」的問題為引言，討論當書寫者、創作者面對他人真實的處境，乃至於快樂或痛苦時，如果秉持著全然的客觀性，最後是會沒有感覺的。反之，如果抱持著過多的感覺，最後卻會深陷其中。「身為一個媒體工作者、人類學家，甚至是一個創作者，我們該用多少個『我』或者『無我』來處理我們所書寫的對象？」這是主持人王盈勛對於本講座題目「無「我」的書寫？－以國際議題為例」的回應，亦是對於在場觀眾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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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潑的演講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從個人經歷開始談起踏入新聞產業的初衷，以及所經歷的挫敗如何使她轉向人類學。第二部分為阿潑田野經驗的分享以及對於寫作的想法。

我要當看歷史發生的那一個人

　　即便經歷了臺灣解嚴，對於阿潑來說影響最大的反而是中國的六四學運。映入眼簾的報紙文字報導，電視新聞轉播的抗爭畫面讓當時的阿潑受到極大震撼。最後也促使她投入新聞產業。

　　「我要當看歷史發生的那一個人，這是我當記者的初衷。」

　　阿潑就讀政大新聞系時期，正是臺灣政治、社會局勢上的變革與動盪，歷經了一九九五閏八月、第一次總統民選以及三大刑案。跟著臺灣的變化，見證歷史的發生。畢業後的阿潑，順利成為了新聞工作者，但報導的對象卻是成功人士，每日面對的是冷冰冰的股價數字。在她開始懷疑自身，尋找突破點之時，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了。

　　當她認為終於可以站在第一線，面臨臺灣最重要的時刻之際，主管要求她報導地震概念股。阿潑說道：「對我來說那是個異時空，我被隔絕在另外一個時刻。」一系列的挫敗使得當時的阿潑否定社會學科，決意轉向自然學科。為了研究人類的起源，她來到了著重於法醫和生物人類學的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在擔任記者時期，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促使阿潑轉向人類學。某次她的朋友看完採訪報導，說道，妳都只寫那些放得上版面的故事、資方的故事，但他們的勞動者卻可能不會這麼認為。「為什麼我只能寫這些有話語權的故事呢？為什麼不寫那些不知道怎麼說話的人？」聽了朋友的評論後，阿潑開始反思。人類學主要所關心的是不被主流所見、所容的人，而這正是阿潑決定朝人類學發展的原因之一。

阿潑的最後採訪對象是侯文詠，當時他已決定辭去醫生工作，專職於寫作。阿潑對於侯文詠的決定感到不解，認為醫生可以救人，但寫作無法。即便寫了再多的稿，仍然改變不了任何事情，無法救任何人。侯文詠悠悠回答：「醫生不是神，在他面前死掉的人可能比他救回來的還要多。書寫，反而可以影響更多人。」侯文詠這段話，直到阿潑開始進行田野，到偏遠地區擔任志工後，她才真正理解。

尋找自身的書寫位置

　　關於書寫，阿潑認為所有人的起點都是從「我」開始。我們在書寫時，不可免地從本位出發，但每個人的經驗背景是相異且有限度的，因此會導致過度的強調自我經驗、感受。進而產生盲點，無法看到他人、了解他人、感覺他人苦痛、理解彼此相異的認知。然而，書寫的緣起是要跟他人互動，使彼此之間產生一個效果，讓彼此理解，一同朝向某個方向前進。當書寫者一直站在自我角度時，將無法達到那樣的效果。最後不斷地堆砌自身情緒、經驗與觀點，卻無法引起他人共鳴。阿潑以自身與家人溝通、相處經驗為例，舉出這一盲點不單發生於書寫的情況，甚至可見於人與人相處之間。我們與他者之間需要某個觸點，才會讓彼此相互理解。家人之間都需要這個觸點，我們與另一族群、國籍的人亦然。

　　阿潑長期以來所受的新聞訓練及人類學訓練強調排除「我」，追求公正客觀，卻也影響她無法以書寫表達自身意見。第一本書《憂鬱的邊界》的初稿由眾多資料所堆砌而成，即便內含阿潑的田野經驗，卻看不到她自身。她無法確定自己該處在什麼位置進行書寫，不斷懷疑自己的身分合宜性，最後選擇大量引用訪談者的話來消弭她的焦慮。當時的編輯告訴她，這樣的書寫手法不行，要求她勇敢地告訴讀者自身的經驗。因而從《憂鬱的邊界》開始，阿潑開始學習把自己寫進去。即便已出版三本專書，阿潑坦承她依然還是會以某個故事、場景、經驗或某段歷史來敘述。要如何以自己的聲音來講述一些話，她仍在練習中。

　　「怎麼樣從旁觀者的角度到置入其中」亦是她一直在學習的課題。面對田野、採訪的對象，阿潑選擇將自己視為一臺攝影機，即便進入其中仍要拉出一些距離，並透過她的鏡頭描繪所見的景象。

非記者，亦非人類學家

　　談論到田野和採訪經驗時，阿潑先聲明自身並非純正的人類學家。除了研究所時期以外，她未曾在一個地方進行數年以上的田野調查。然而，她也並非有著明確問題與目的性的記者。她的田野方法介於人類學家與記者採訪之間。當到達目的地後，阿潑會隨意找路上的行人搭話，如果順利的話，可能會被邀請至他家作客，進而與他的親朋好友聊一輪。對於阿潑來說，她關心的並非永遠有主流媒體報導的somebody，而是那些沒有透過她就可能不會被傳達出話語的人們。關於書寫對象的選擇，阿潑亦提到了關曉榮老師。其在《人間雜誌》上所刊載的〈2%的希望與掙扎〉及〈蘭嶼報告〉以攝影紀實出八尺門阿美族漁工及達悟族人的生活狀況，啟蒙了阿潑，影響她往後的書寫。

　　接續，阿潑介紹田野調查的奠定者——波蘭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並指出田野方法的問題及困難之處，其中她認為最重要的就是人際關係的處理。

阿潑以詮釋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於峇里島研究鬥雞（Sabung）文化的經驗[1]為例，討論田野中角色的轉化。一九五○年代，紀爾茲進入剛獨立的印尼進行研究，但因語言及族群上的隔閡導致他的研究受挫。當地有長久的鬥雞文化，但因政府當局認為該活動過於原始落後，甚至會影響國家發展，因而明令禁止，但已成為印尼文化一部分的鬥雞活動仍在檯面下進行著。有一次紀爾茲參與一場鬥雞比賽，在警察突襲後，隨村民落荒而逃，才終於被村民接納，被視為「自己人」。

「在田野之間很常有一種化學作用，讓他者在某個時刻突然接納你了，讓你變成他的一員。」

阿潑在田野中所追求是「轉化」，而不是永遠作為一個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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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不是抽離自身

　　談到國際觀，阿潑認為國際觀並非是抽離自身。應抱持著「土地」的觀點，需要了解他者的土地、文化、歷史，同時亦須對自身國家的歷史地位要有所掌握。

以菲律賓的經驗為例，阿潑談論我們必須找到與他者之間的橋樑。即便臺灣與菲律賓地理位置如此相近，臺灣卻很少有人書寫菲律賓。菲律賓在臺灣是一片空白。為此，阿潑興起書寫菲律賓的念頭，開始尋找臺灣與菲律賓的共同點。她舉出：第一，都是在冷戰時期夾縫中的國家；第二，都有經歷長期獨裁者的戒嚴；第三，都曾經被殖民；第四，因殖民的關係長期被當成戰爭武器。在書寫菲律賓時，阿潑以「糖」為切入點。臺灣過去曾是蔗糖主要出口地，而菲律賓有一座島被稱為「蔗糖之島」。這座島在菲律賓過去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曾經發生小孩餓死的事情。阿潑到了當地後，發現時至今日這座島的窘境依舊。西班牙殖民時期所帶進的莊園制度，仍然存在於菲律賓的政經結構中，大部分人民處於奴工的狀態。上述提到的菲律賓問題亦可見於臺灣，農民被剝削、土地改革的困境，面臨著相似的政治勢力和財團。書寫菲律賓的時候，阿潑放的不只是菲律賓而已，還放著很多台灣的問題。她到鄉村與農民聊天，亦到馬尼拉跑了多場的社會運動。對於阿潑來說，學習成為國際公民社會的一份子，不是只留於聯合國層次，而是地方經驗的交換。

結束菲律賓之旅，阿潑來到美國新墨西哥州，碰巧遇到了大型原民抗議活動。當地原住民長期以來處在不同的殖民結構下，從墨西哥到美國政權，他們一直是底層、被剝削的人。即便美國被視為一個自由民主之國，但他們在社會上、族群上和結構上仍處於弱勢。當美國發生原民抗議時，大平洋彼端臺灣的原住民正於凱達格蘭大道上紮營抗議中華民國政府的長期剝削。回頭看菲律賓的原住民歷史，可發現全世界原住民幾乎在同樣的結構之下，並用自己的方式述說被壓迫的歷史以及為自己爭取權益。

　　除了原住民議題之外，阿潑亦關注於轉型正義。她一直在觀察韓國政府如何面對過去獨裁政府的歷史，如濟州四三事件的70週年紀念儀式。

　　對於阿潑而言，她寫國外並非是在寫國外，其實都是在寫臺灣，告訴讀者當類似的事情發生時，他者是如何應對的，那我們又是如何處理的？

書寫國際議題的起點——沖繩

　　高二時，阿潑到沖繩旅遊，了解到琉球王朝的歷史，並對於沖繩人自我認同一事感到震驚。然而，直到她二訪沖繩，了解沖繩歷史之後，她才真正體悟到我們對於他者認知的匱乏。戰爭發生在朝鮮半島、越南、沖繩，但未曾發生在臺灣。我們對於周遭國家歷史的不瞭解生成了盲點，未曾去思索他者所承受之事物。沖繩的經驗帶給阿潑很大的啟發，讓她意識到過去是用美好想像在認知這個地方，卻對於當地現今所抗爭的事物一無所知。

　　在美軍基地前，每天都有一群老人進行抗議活動。他們唱著琉球歌謠，舞著琉球舞蹈，堅定地用著自己的身體發聲。阿潑說到，日本大部分的本島人未曾想過沖繩人所承受的一切，而政府當局對於沖繩所做的事情就好比我們對蘭嶼一樣，一昧地將不要的東西往外島推。

阿潑接續提到了八重山群島在戰爭時期，島民受到本島人以及臺灣人的剝削。臺灣一直以來以殖民受害者的角色自居，但其實我們也有可能是壓榨者。在看待東亞歷史的時候，我們必須去思索到底自身該站在什麼樣的位置與他國進行對話。阿潑認為，異文化是一種反身關照，我們要從其身上去看到自身，找到可以對話、思考的點，而非把異文化視為理所當然。因此，在追溯、書寫歷史的過程中，阿潑採取的策略是不斷地對照「如果發生在臺灣會怎麼樣」。

寫與做之間的可能

　　接下來談到的問題是：「怎麼寫跟怎麼做之間，還存在什麼可能。」

　　阿潑認為，事情不能看表象，永遠都要對所有的事情產生問題，但不要立刻給予答案。茉莉花革命後的突尼西亞，咖啡館外坐滿著男人，未曾見過女人的身影。在尚未了解的情況下很有可能說出：「這是一個沙文主義的國家，無所事事的男人擠滿整間咖啡廳，將女人排拒在外。」的評論。然而，阿潑深入了解後才發現，咖啡廳其實是當地仲介尋找臨時工的場所，因失業率過高，導致男人聚集在此處等待工作機會。

在研究所時期，阿潑累積很多國際志工、義診經驗，並以喜馬拉雅山區的醫療問題為例，指出常常會面臨在尚未理解當地的情況下就倉促進入，以上位者的姿態去幫助他人的窘境，但卻未曾去思索如此的行為所導致的影響。

　　在馬拉威，阿潑常遇到當地人要求「贊助」的情況，深究後發現這導因於過去殖民者及現代先進國家不斷灌輸非洲人需要幫助的觀念。長期之下，非洲人將這一概念內化，認為自身需要幫助，永遠都是個接收方。這一經驗帶給阿潑很強大的衝擊，同時扭轉了對於志工服務的想法，進而反思自西方殖民時期以來非洲所面臨的奴化問題。

　　關於寫與做之間的可能，阿潑認為，田野是一個追尋的過程，帶著問題進到田野地，卻永遠找不到答案，但又會產生新的問題，而這也是阿潑認為面對書寫應要有的態度或方法。

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是被我們的經驗所決定

　　阿潑談到，我們的視野不可免地會從某個地方出發。對於她而言，就是身為臺灣的女性。當她在用雙眼看他者之時，對於性別或身分上的東西特別敏感，也因此影響她的書寫中對於這兩議題的關懷。

　　當她在中越邊界時，看到了當地的少數民族為了生活必須發展觀光產業。然而，在當地早婚的習俗之下，缺乏教育資源的女性唯一學習機會是與觀光客交流學習英文。阿潑亦提到了跨國婚姻產業的問題，以及女性如何被作為商品進行販賣。在越南，她常遇到人詢問她自身的價錢多少，但同時也看到來自臺灣的娶親團抱怨臺灣女性不好用、不聽話，不會是一個好媳婦，因此才來越南娶親。存在於兩國的女性物化現象，因為跨國婚姻產業的發展，而更加強化。回到馬拉威，她則看到了該國對於女性何以作為勞動力以及其生產價值的概念。

　　在婆羅洲參與伊班族祭典時，阿潑發現當地老人們身上有相似的刺青，作為戰時他們英勇對抗日軍後的榮耀象徵。臺灣有些原住民族亦有類似的傳統，例如某些時候的獵首是作為成年男性的證明。然而，阿潑想到當時伊班族所對抗的日軍卻有可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是來自臺灣的高砂義勇軍。有著相似文化的族群，卻因不同的殖民者而互相殺戮。

我是一個導遊，由我的視野帶領著大家

　　阿潑以歐巴馬幼時曾在印尼生活的經驗為例，再次強調，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是被我們用什麼經驗看來決定，所以知識跟工具跟你所處的環境是相關的。阿潑認為，當我們在異地面對他者時，應要感受並展現自身眾多文化、階級、族群、性別的可能，讓這些成為與他者文化的觸媒。

最後，阿潑以這句話作結。

　　「我有點像一個導遊，由我的視野帶領大家。」

「我」的書寫

　　「今天的講題是「無我的書寫」，但是一路我在聽我的感覺都是超『有我』的。」與談人張娟芬（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所助理教授）笑著說道。「這個「我」的質地，跟我們一般習慣的不太一樣，就他呈現出來的這個『我』，好像不是一個ego、不是一個自我，所以不是一個在內省的狀態。」張娟芬認為阿潑的「我」具有鮮明的特質，強調自身與世界的關聯性，並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呈現出作為一個觀察視角主體的「我」是何種樣貌。

　　關於非虛構寫作，張娟芬認為有多種可能的模式，但阿潑為其提出一個非常完美的例證。阿潑於本場講座中不斷強調「關聯性」，從他者環境中看到個人、結構的關聯，或是看到在國際關係、歷史架構之下，不同國家、族群間的關聯。阿潑的「看到」實為穿透了表象，不單只是敘述表面事物，她亦將所理解的歷史架構埋藏於書寫的故事架構底層。

　　張娟芬亦提及「寫作者的敏感度」。她認為當書寫者具有敏感度能看見自身與事件本身的關聯性之時，將不再作為世界中的浮島，而是可產生與社會架構間的密切連動關係。而今天所談的非虛構寫作概念以及人類學訓練將會是未來書寫者、創作者非常重要的養分。

[1] 關於峇厘島鬥雞的研究，紀爾茲著有《深層的遊戲：關於峇厘島鬥雞的記述》（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一文。